九游体育武汉东湖景区的湖畔草地增加了16把朝向湖水的躺椅，邀请市民前来“躺平”。
2.随着人们对公园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城市公园开始允许游客在草皮上休憩、玩飞盘、搭帐篷。
3.公园被视为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措施与手段，对于公共健康、道德教化以及心理压抑的疏解具有重要作用。
4.由于公园建设的改进和社会风潮，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广泛流行，让人们真正地在公园“躺平”。
5.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森林城市212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32%，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65平方米。
樱花谢了的武汉，又因为公园里的一排椅子火了。东湖听涛景区的湖畔草地，多出了十六把朝向湖水的躺椅。“欢迎前来躺平”——这是城市治理者向市民发来的邀请。
在今年的上海，去松江郊区或者苏州“0元挖野菜”的体验，战胜了人均几百元的Bistro餐厅，成了当代年轻人最新潮的约会方式。
南国广州，赏花之旅能从春天一直蔓延到第二年春天，开满天桥的三角梅和遍地灿烂的黄花风铃木、洋紫荆，让通勤之路都变得宜人了些许。
去年春天，“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忽然走红，一年过去，对这一概念的拥趸者规模愈发庞大，挑个晴朗的日子去公园“躺平”，俨然成了能与“元宵逛灯会”“中秋赏月”相媲美的风尚与习俗。
大风吹走了扰人的柳絮，周末的北京朝阳公园湖畔草坪，密密麻麻挤满了褪去西装的“精英”。有人独自前来，铺一张垫子，坐着读书，或躺着小憩。还有一家三口支起帐篷，躲在帘下打牌，只传来窃窃私语。笑声、歌声与微风鸟鸣，构成春日公园的底噪。
我曾亲眼在一座街角公园看见，一位具体年龄和性别难以分辨的中年人趴在一张瑜伽垫上，后背位置的衣料敞开，在阳光下“晒背”。
还有一位网友发帖，在北京船坞公园，一位大爷支起板凳和露营桌，直接把书桌搬到了花丛间。
学者林峥把公园喻为“现代都市之心”。的确，没有什么场所比公园能更直观地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处境了：躺平也好、奔跑也罢，逃出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人们渴望在一个更趋近于原始和自然的场所获得片刻喘歇。
如今，武汉除了躺椅，还有72片共享草坪，允许游客在草皮上休憩、玩飞盘、搭帐篷。东湖在去年底播种了约32万㎡的黑麦草种，最大特点就是“耐踩踏”。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城市公园，悄悄撤下“禁止踩踏草坪”的标语，让市民真正亲近绿色。
但实际上，最早的城市是没有绿色的。十八世纪末以前，以城墙为界，被圈起来的、光秃秃的灰黄色是人类居住的城镇，而之外被绿色覆盖的广袤土地是森林和原野。城墙内部即使存在零星的绿色，大都也是上流阶层的私人花园，普通居民难得一见。
如今，城市意味着一种便利和体面的生活，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化城镇却完全相反。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农民举家搬进城镇，在繁忙的纺织厂终日操劳。人口迅速膨胀，很快城镇就变得拥挤、狭小、通风不良，成了传染病肆虐的温床。
英国作家狄更斯，如此描写彼时城市的恶劣状况：“我看到疾病，扮着最丑陋的面貌和骇人的身形，在每一处巷子、小路、庭院、后街和陋室——每一个有人类聚集的地方，都取得了胜利……我看到无数人注定要走向黑暗、尘土、疫病、污秽、痛苦和早逝。”
十九世纪，欧美城市的人口统计特征体现为超高的死亡率，死亡人口一度超过出生人口九游体育。
为了应对彼时城市恶劣的生存状况九游体育，公园作为“城市之肺”，被城市管理者于十九世纪中叶发明、创造出来。在冰冷的、充斥着暴力氛围的、环境不堪的住宅区中央，一片可供歇息和散步的广大绿地“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民众公园论》中写道。
半个世纪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去往欧美国家都市考察游历九游体育，公园被他们视作现代文明社会重要的公共装置引入了中国语境。
他们从“卫生”和“道德”两个层面肯定公园之于城市的意义。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西方人注意劳逸结合，因此“有一种方新之气”，中国人则终岁操劳，因此精神不振、效率低下。而强健体魄、振作精神的重要场所就在公园，他在纽约写下：“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
同时，公园也是公共交往的场所，它无形中要求人们所遵循行为规范，恰是当时中国社会迫切缺乏对“新民意识”的体现。
公园的意义早已超越一种单纯的城市景观，它还是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改革的利器，甚至“可以控制犯罪，为都市底层人民提供健康的宣泄和高尚的影响”，美国“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这么认为。
因此，如今我们所常见的公园，不仅有花草树木的装扮，还有塑胶跑道、健身设施以及公园中心位置常见的纪念碑、公告栏和宣传标语——它是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措施与手段。
村上春树的高产久负盛名。其他作家或写好者因拖延症而痛苦万分之时，他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每天写四千字的工作纪律。清晨五点起床，在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完成最重要的工作，然后去公园跑步，与树木、鸟儿、细雨一起，结束后，继续回到书桌前写作九游体育。
不仅是村上春树，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与科学家都有着每天雷打不动去公园散步或跑步的习惯，比如爱因斯坦、达尔文、托尔斯泰、黑塞。如果逐一列举，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延长。
如今流行的“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很大程度就建立在这些名人传说之上。但自然接触对工作效率和创作灵感的激发不止是传说，更有其科学依据。
几项实验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长大的人，比在城市地区长大的人对压力的反应程度更低；相比没有自然元素的窗景，拥有自然元素的窗景与更佳的记忆力、注意力和冲动抑制以及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相关。
城市化促成了精神疾病的暴发，而自然体验可以有效缓解精神疾病的发展——在心理学界，这已经是被反复验证的共识。
斯坦福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与经历90分钟城市漫步的实验对象相比，在自然环境中漫步90分钟的居民的反刍思维水平得到了明显降低。反刍思维指的是一个人对消极经历无意义的反复思考，就像食草动物会将胃里的食物反刍到嘴里再次咀嚼一样，这种思维被证明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
还有研究发现，与城市的街道环境相比，在贴近自然环境中行走具有额外的镇静作用，可以恢复人们先前疲劳的注意力，在结束行走后更好地完成高难度任务。
如此便能理解史铁生在最失魂落魄的时候，地坛公园所给予他的莫大慰藉。某天下午，他摇着轮椅无意中进了地坛公园，此后就再也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一座公园，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难捱的时光。
后来，史铁生在一篇小说中写：“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在烦躁与忙碌中，开一扇通往幸福与平静的窗——这是公园赠予城市居民的礼物。
基于上述种种，无论是出于公共健康还是道德教化，或者是对都市人心理压抑的疏解，公园的建设与维护都是城市治理者必须做好的工作。公园被视为一项普惠的公共产品、一项利益大众的社会福祉，向城市居民平等开放、提供。
现任江苏省国资委主任、曾任扬州市委书记的谢正义曾发现：不同城市中，凡是公园比较多九游体育、密的地方，广场舞就少；同一城市同一地区，以前没有公园，后来有了公园的，跳广场舞的人也会大幅减少。
谢正义认为，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广场舞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休闲健康的新追求，另一方面同时折射出我国城市公园的缺失。
于是近年以来，公园城市的建设，成了我国城市的共同追求。2025年1月，国家林草局披露，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森林城市212个，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32%，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65平方米。
在北京，园林绿化局表态，北京已经建成1065座公园，今后要注重“由增量向提质、由指标管理向人文管理、由园景向场景等的转变”，让更多的公园从让人们“看的公园”转变为让人们“用的公园”。
一种趋势在城市公园中悄悄发生：一些公园的草坪和林下空地处，“禁止踩踏”的标语被撤下，转而向居民和游客开放，专门供人活动休憩。通过“封闭轮休”和“种植耐踩草种”等更灵巧的管理手段，打破了以往对公园绿地“观赏性保护”的僵化惯例。
公共绿地治理理念与技术的改进，与社会风潮一起，促成了“公园二十分钟效应”的广泛流行，让人们真正的以在公园“躺平”。
关于城市规划理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一种来自柯布西耶，崇尚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主张提高建筑高度、增加城市密度，从而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另一种来自雅各布斯，与效率至上相反，雅各布斯相信好的街道可以让人慢下来，从而形成真正的公共交往。
如今城市公园的建设无疑更佳承载了雅各布斯的规划理想：城市不应该只有憋闷的地铁、堵塞的道路和楼宇之间逼仄的缝隙，城市不应该只有这些宏伟、庞大，令个体自觉渺小和压抑的无机物。
当人们被城市机器裹挟，在日复一日的运转中感到疲惫与无力的时候，应该去公园走一走。于是，另一种生活图景缓缓展现在人们眼前：宁静、繁密的树木，清脆、自在的虫鸣，季节在树梢和云层的流转间悄悄变化，时间忽然变得如此悠长。